广州公益简史：从商绅善堂到“官民共治”的慈善之城
作者：黎宇琳
其实，慈善史与公益史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直至2011年之前，慈善与公益大致是重合的，但在2011年的“社会化改革”之后，出现了很多新颖的社会组织，整个行业变得很丰富，形势也越来越复杂，我当时急着交稿，没去啃那块硬骨头，所以就只写了与传统慈善有关的内容。
但是，那实际是广州公益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不搞懂那段故事，就没法理清当前的行业格局与趋势。为了描述2011年之后的复杂的官民互动，这个版本新增了“全城义剪”和“马丁堂共识”两个事件，大伙管中窥豹，亦可见一斑。
这篇文章费了我老大的劲，建议喜欢“公益资本论”的读者自觉打赏。
善堂往事
有先进的运营理念
在广州龙潭村，有一座立了一个多世纪的牌坊，上书“乐善好施”，这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光绪皇帝下旨为湖南水灾捐出巨额善款的白纶生而建的。
在广州的慈善史里，白纶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同治十年（1871年），这位在洋行打工起家、后成巨富的商人牵头创立了近代广州最早的善堂——爱育善堂。当时正值乱世，清政府连年对外赔款，连对内平叛的钱都出不起，就更没有“闲钱”来救济黎民，在那个艰难时势里，广州的民间慈善应运而生，林立于西关一带的善堂成了贫民们的守护神。
据学者研究，当时的广州少说有十几家善堂，资金最雄厚的有九家，史称“九善堂”。包括：城西方便医院、润身善社、爱育善堂、崇正善堂、惠行善院、述善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明善善堂。
城西方便医院为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惠行善院、崇正善堂为今广州市东升医院前身。
▲颇具风情的西关骑楼
这些善堂多半位于西关的工商业发达之地，另有一小半虽在西关之外，也是由富有的商人主持打理。巧合的是，与美国现代公益的起源相仿，位于南中国的广州也是在19与20世纪之交，在时局动荡的序幕下，由商家巨贾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
有人认为，这些年代久远的善堂只做施粥赠衣、“授人以鱼”的简单慈善，又怎能与洛克菲勒在1904年建立洛克菲勒基金会相提并论？
其实，早在清代，广州的慈善家们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运营理念。
▲白纶生像。广州日报记者邱伟荣 翻拍
白纶生创办的爱育善堂就是个中翘楚，它依托于当时繁荣的“十三行”，善堂里有许多商行的“股东”（相当于现在的理事会），他们不仅每年为善堂捐钱，更发挥其经商才能，拿善堂资产投资理财。在鼎盛时期，爱育善堂曾拥有近200间店铺和2500多亩沙田，仅一年的店铺和田地租金就有2万多两白银。
据说，当年的九大善堂没有一家是只募款不理财，用“一条腿”走路的。他们或买地买铺，再到市面上放租；或放入典当行，收取相对较高的利息。用租金和利息支付善堂的各项开支，本金得以不动。用行内的话来说，前者叫做“以土养业”，后者称为“发典生息”。
有道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力雄厚的善堂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自然萌发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现代公益理念。施粥施衣等扶贫济困活动是善堂的常规动作，此外，他们还兴办义学，招收贫寒子弟，开设义诊，对穷苦人士赠医施药，甚至参与到其时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中去。
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三月廿九日，由孙中山领导，黄兴等率领数百名敢死队员在广州发动起义，在持续两天的激烈战斗中，被清政府杀害的辛亥革命烈士陈尸街头，死难者亲属害怕株连不敢收葬。同盟会员潘达微联络方便医院和爱育、广仁、广济善堂出面收殓，先收得72人，后再收敛多人，施棺安葬于广仁善堂所设的义地里，由是有了如今先烈中路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九善堂”要是沿着当时的轨迹发展至今，未必就比同时代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差了，只是在时代大潮之下，他们走向了不同的历史岔路口。
1950年4月
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慈善事业被视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醉人民的装饰品”，政府决定对之进行全面接收和改造。
1951年
广州市政府成立了“善堂会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6年8月改称市社会公益团体联合会），统一管理社会公益社团。1954年后，逐步调整善堂、善院、善社等组织和业务，旧有慈善救济团体逐步裁并，改由市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事业所代替。同年，走过了八十余年的爱育善堂被广州市社会公益团体联合会接收，至此，广州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慈善组织。
建国之后，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民间慈善事业的社会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自然不能幸免，在随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的慈善轨迹戛然而止。
90年代中期到2004年被视为“公办慈善主导发展期”
时间就这样来到1978年，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新风气吹遍全国，除了带来了私人企业，也逐渐解禁了尘封已久的民间慈善事业。彼时，毗邻港澳的广州“近水楼台先得月”，广大侨胞和港澳同胞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捐赠，其慈善事业有如久旱逢甘雨，在短短几年间，就有许多种子生根发芽。
▲霍英东
1984年11月，香港慈善家霍英东为中山大学捐资3700万港元兴建体育馆，这是很能代表那个时代的一笔捐赠，引领了华侨慈善资本回乡支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潮流。该体育馆后来名为“英东体育馆”，后来更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
但是，在那个略显拘谨的八十年代，海外的捐赠虽多，但本土的慈善组织却一直处于蛰伏状态，慈善一度成了成功人士的专利，在社会上，当时的人们更喜欢用另一种说法：学雷锋，做志愿者。广州开始借鉴香港、澳门等地从事志愿服务事业的“义工组织”，将其理念与大陆的“学雷锋”活动相结合。
值得记上一笔的是，1987年，广州市诞生了全国第一条志愿者服务热线电话——“中学生心声热线”3330564，用粤语说就是“心中的情你尽诉”。
真正的春天，要等到1994年。当年2月，值“中华慈善总会”在京成立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十分特别的评论员文章——《为慈善正名》。
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人们都心慈面善，都乐善好施，都乐于助人，那么社会中的假恶便会无容身之地，我们为之奋斗的文明祥和、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便会早日实现。——节选《为慈善正名》。
1994年6月，广州市慈善会成立。这是解放以来广州市成立的首个慈善团体。在距离爱育善堂关停整整三十年后，广州重新找回了本土慈善组织。
在政治风气明显改观的大背景下，一批官办慈善组织在九十年代中期开枝发芽：
1994年2月
广东省扶贫基金会成立
1994年5月
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
1994年7月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
客观地说，在一个百废待举的历史阶段，官办慈善组织在扶贫济困、帮助弱势群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但是，没有民间组织的参与，慈善事业没有真正的生命力。
时间转眼来到千禧年，此时，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有20余年，那几乎是一代人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家家户户都收看香港的电视台，公民意识渐渐觉醒，不少先富起来的有产者意识到，他们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一个看似偶然的时机，国际慈善组织传入广州。199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会见国际狮子会代表，承诺会在国内创建狮子会。邓小平之子，时任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接了这个活，他选择深圳和广州作为试点城市筹备狮子会。2001年，刚到省残联的郭德勤收到了一份公函，函中附上了国务院多个部委的公章，要求其尽快着手筹建广东狮子会。
▲郭德勤
2002年4月，广东狮子会成立，郭德勤任创会会长，在他略显“放任”的治理思路下，广州企业主那种桀骜不驯的创造力与慈善热情得以激发，逐渐发展成纯粹的民间志愿组织与广州本土慈善家的摇篮，刘小钢、雷建威等广州慈善界的知名人士皆出自广东狮子会。
学界将90年代中期到2004年视为“公办慈善主导发展期”，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施行开启了一个新阶段，该条例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被视为民间慈善的破冰性文件。自此，中国民间基金会登上历史舞台，广州亦尾随全国大潮，进入了民间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2005年6月，广州企业家翟美卿创办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拿到了民政部“001”的批号，中国首个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出自广州。
广州经济以房地产、金融等传统产业为主，当地企业家在参与公益慈善时也偏爱传统的扶贫济困、捐资助学，除香江集团的刘志强、翟美卿夫妇，恒大集团的许家印、时代地产的岑钊雄等房地产商人均在官方倡议的扶贫活动中常有大手笔捐款，许家印是其中最慷慨的慈善家，曾连续三年位居福布斯中国慈善榜榜首。但是，这些大老板的资金很少投往一些创新型的民间组织。
▲左，朱健刚；右，刘小钢
2009年9月，卸任了广东狮子会会长后短暂“归隐”的刘小钢重整旗鼓，与中山大学教授朱健刚等人成立了“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这家有着浓郁学术背景，且颇具NGO气质的基金会虽然资金规模不大，却在思想上启蒙了许多民间公益人士。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大教授朱健刚相继创办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公益慈善研究院、公益慈善书院等一系列学术性公益机构，“中大系”成了广州公益的思想策源地，本地活跃的公益人士，泰半在此完成了启蒙。
在这个时期，广州的民间慈善组织逐渐呈现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与别处多依附在官办体系上生长的民间慈善组织不同，广州的民间组织像是一颗颗落在了肥沃土地上的种子，无须浇灌，就肆意生长起来。
这种“民间复兴”的态势，是广州对历史挑战所作出的“回应”。作为珠三角的心脏，改革开放先行之地，这个省会城市流动人口众多（2014年，广州1600多万人中，流动人口首次超过常住人口），社会问题日趋复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育“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种局面对公共服务产生了爆发性需求，这样大的需求超出了当地政府的能力范围，以至于官民双方都对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抱有期待。
政策是公益行业的第一生产力
广州成了全国公益人士的向往之地
2011年是一个神奇年份，公益史上最大丑闻“郭美美事件”是在那一年发生的，以微博为载体的“微公益”是从那一年兴起的，而广州吸引全国目光，突破性地开放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也是自那一年开始的。
2011年7月，其时由汪洋挂帅的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这份文件对广州的公益慈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省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社会管理任务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早发多发；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结构不尽合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重管理轻服务以及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节选《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
当时，广州市响应上级政府号召，开始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转型，大力扶持民间社会组织。公益慈善行业在这一波“社会化改革”的浪潮中水涨船高。
从财政投入可以清晰地看到2011年前后产生的变化：在2011年以前，广州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总额一直没有突破亿元，但在2012年，投入资金达到2.95亿元，2013年增至3.3亿元。
广州义工联作为首个获准公开募捐的民间组织，尝到了改革的“头啖汤”。当时，他们筹款200万为贫困空巢老人维修房屋。后来，随着《慈善法》实施，《广州市募捐条例》退出历史舞台，广州义工联的募捐资格得而复失，一度放缓了发展的脚步。
学者胡小军讲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政策是公益行业的第一生产力。”
这句话在2011年的广州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多重利好政策的刺激下，广州成了全国公益人士的向往之地，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与广州其时发达的媒体行业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两者合力拓展了这座城市对公益慈善的想象力，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广州市民开始意识到，做公益不仅仅是扶贫济困，还可以从各个维度让世界变得更好。
媒体与公益组织是天然的盟友，其时广州的报纸、电视台对新兴的公益行业非常上心，不仅不遗余力地报道，还撸起袖子运作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公益项目，其中以“南方报系”声势最大，2011年8月，南方都市报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创办号称“中国公益第一刊”的专业类公益杂志《中国财富》，同年举办“责任中国公益盛典”颁奖礼。 2011-2015年间，南方报社是广州乃至华南公益界的舆论高地。
拯救白血病女童刘碧心的“全城义剪”行动堪为那段活力时光的注脚。
其时，广州一位名叫刘任能的发型师“卖艺救女”，希望有尊严地为女儿筹集医疗费。此事经权威媒体报道，社交网络交叉传播后成为公共事件。2012年2月，在电视台记者刘颖婷、网友“巴索风云”等人的推动下，近200名发型师齐聚刘碧心母校举办了一场“爱从头开始 十万火急救碧心”的义剪筹款活动，吸引了多达2800余名热心市民前来支持，现场筹款39万余元。
▲图中理发师，刘任能
尽管那次义举未能拯救重病的刘碧心，却播下了公益的种子。事后，刘任能将剩余的将近10万元善款捐出，在广州青基会设立“碧心基金”以帮助更多重病的孩子。受此启发，同年7月，邓飞、王振等联合发起了有名的“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同年9月，广州市实施新规，把当地因病致贫的居民每人每年最高的医疗救助提至14万元。
马丁堂共识
官民对话：有序放开，有力监管VS不听任，不对抗
2011-2014年间，广州公益慈善行业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利好政策已经落地，但监管措施还没到位，不少新势力在政策的灰色地带里“野蛮生长”。当时，社会各界对大量涌现，而又形态各异的公益组织产生不小的意见分歧，对于哪些要扶持，哪些该监管，哪些应取缔，一千个人的心里，有着一千个哈姆雷特。
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对“非法社会组织”作出的行政处罚逐年增长：2012年，22宗；2013年，38宗；2014年有43宗，比2012年的翻了一倍多。
这样的分歧在2014年10月达到了顶点，其时，广州民政局在网上公布《关于取缔非法社会组织的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舆论一片哗然，一名公益组织的从业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标题就充满了杀气。”
为了消弭紧张气氛，时任中山大学讲师的周如南以“安平公益传播基金”的名义组织了一场“官民对话”的研讨会，当时，在中山大学马丁堂，有包括人大代表、律师、记者、学者、公益从业者在内的十余位民间意见领袖等就此与广州民政局的官员展开对话。
▲马丁堂论坛现场
不听任，也不对抗，与会者展现出一种少见的妥协精神。会上，时任广州市民政局宣传法规处副处长的李锐当场表示将最具争议的第三条第一款考虑予以废除；而与会的民间人士也对政府“有序放开，有力监管”的思路表示理解，媒体将之称为“马丁堂共识”。
多元时代的中国，如何寻找官方与民间最亲密的合作切口，公益慈善领域一直被众人寄予厚望。就此而言，政经影响力略有下降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广州，却在该方面几乎具备了最为优越的条件。其原因可能在于下述几点，即拥有相对开明的官员，拥有相对敢言的媒体以及拥有相对活跃的社会组织。——节选南方都市报社论《官民频密互动，广州能否形成“马丁堂共识”？》
“马丁堂共识”的意义远不止于修正一个有争议的文件，其在实际上奠定了广州公益未来数年的发展基调，此后，广州公益慈善行业进入了一段各方有着微妙默契的平稳发展期，当地政府顺应国内“政社分开”的潮流，将官办慈善的业务越来越多地交给民间，一批扎根社区的公益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广州公益组织多喜欢用植物相关的元素命名，比如：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广东省春桃慈善基金会，等等。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接地气”是比“高大上”最重要的事情。
广州就是这么个有着浓郁市民气息的城市，好比菜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你说一块，我说五毛，最后以八角钱成交，就算吵个面红耳赤，也不妨碍双方开开心心地达成交易。事实上，广州公益慈善行业最大的共识，不在于马丁堂里的坐而论道，而在于官民双方都一致认为，公益慈善离不开民间组织，而民间组织，离不开政府扶持，准确来说，是资金上的扶持。
2013年3月
广州举办首届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按“政府搭台、慈善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思路，官方出面为民间组织募款，至2016年，为1200多个项目对接善款12亿元。
2014年初
广州启动首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此后，政府拿出的资金连年“加码”，从1500万元到1850万元，2016年增至2240万元。
2017年初
广州把“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建‘全国慈善之城’”写进政府工作报告，“非主流”了许多年的公益慈善自此登堂入室，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站在2017年的节点上回顾过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以来，政府始终掌控着公益慈善行业的主导权，而社会进步则取决于民间组织的成长，每当官让民进，民有法度，行业就向前发展。
官方与民间的博弈是推动公益慈善前进的核心动力——这两者的想法并不总是一致，出现分歧的时候是一次挑战，需要官民双方共同应战，一旦应战成功，进步就会出现，要是谈不拢，那就鸡飞蛋打，一拍两散，行业的发展会停滞甚至倒退。
在我看来，“官民共治”的共识是广州公益慈善行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站在“慈善之城”的新起点上，我希望他们之间能擦出更多的火花，因为，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配得上更好的未来。